陆机不甘心陆家基业毁在自己手上，但故国已经是落花流水春去也，他只能调整人生方向和政治道路，加强对新生的西晋政权的感情认同。陆机诗作名篇《拟古诗》（十二首）中有部分是在华亭隐居期间所作，诗中充满了对汉末士子游宦洛阳际遇的追记，幻想着能与他们在洛阳方驾并游，相聚同欢。通过创作《辨亡论》和《拟古诗》，陆机重新激发了入仕壮志，完成了加入西晋朝廷的心理建设，遂大约在西晋武帝太康十年（289）左右离开华亭，北上洛阳，力图在新朝寻找出路，重振家声。

宦游中原 道阻且长

北上之路万水千山，道阻且长，陆机“伫立望故乡，顾影凄自怜”。峻秀华亭，清朗鹤唳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而前途吉凶，难以逆料，他“抚枕不能寐，振衣独长想”。

幸好，凭借天下无双的文学诗赋才华，陆机初到洛阳，便仿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名动京华。重臣张华早就听闻陆机文名，对其非常欣赏，一见如故，称赞道，“伐吴之役，利获二俊”，认为西晋吞并孙吴最大的收获不是统一江南，而是得到陆机兄弟。在张华的多方引荐延誉下，陆机广泛结交西晋达官显贵、文人墨客，声望大增。当时北方文学以张载、张协、张亢为首，三人合称“三张”，陆机陆云兄弟在洛阳声名鹊起后，时人甚至有“二陆入洛，三张减价”之说。

但不是每个北方官宦都对陆机如此以诚相待，真心欣赏，陆机在中原高门士族那里，受到的更多是轻视、排挤甚至羞辱。

有天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。可能正巧碰上王家在吃饭，王济指着餐桌上的羊奶酪问陆机，“卿江东何以敌此”，听说江南美食遍地，处处佳肴，可有什么能比得上羊奶酪的美味吗？

王济是被西晋追尊为文帝的太祖司马昭的女婿，当时正任职高官侍中，家财万贯，锦衣玉食，生活奢侈，连家里的乳猪都是用人奶喂养。如此美食达人，在陆机面前却对北方寻常小吃羊奶酪如此夸赞，分明是讥讽江南大地无可下箸。陆机何等心思敏捷，当即听出王济的弦外之音，马上反驳道，“有千里莼羹，但未下盐豉耳”，用江南莼菜做成的汤羹，不用加盐豉等调料，味道就相当鲜美爽滑。陆机、王济关于南北美食看似轻描淡写的一问一答之中，隐隐然已有一争高下的暗斗在其间。

莼菜羹

如果说陆机和王济的闲谈在表面上还算客客气气，那与卢志的对话就是唇枪舌剑的锋芒毕现了。卢志出自河北一流高门范阳卢氏家族，三国蜀汉昭烈帝刘备是其曾祖卢植门下弟子，其祖卢毓、父卢珽都是魏晋高官显贵。家世高贵的卢志很是看不起作为亡国之余的陆机等南方人士，曾在大庭广众之中当面问陆机，“陆逊、陆抗，是君何物？”（陆逊、陆抗是你陆机家的什么人？）

在中国古代，当面提及他人父祖名讳是大不敬之举，明目张胆的挑衅行为。陆机不甘示弱，当即就怼了回去，“如卿于卢毓、卢珽”，意即我们的关系就如同你与卢毓、卢珽的关系一样，也直接说出卢志父祖之名。卢志听后“默然”，没有再说话，但双方仇怨就此结下。此时的陆机肯定不会想到，日后他会为这句话承受多大的苦难。

陆机在北方所受的不平待遇远不止如此，有如此遭遇的江南北上士人也不止陆机一个。同样出自江南高门的名士顾荣到洛阳后，仕途不顺，处境艰难，凡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，亦屡遭猜忌，以致“每欲自杀”。江南士人在北方所遭受的种种屈辱，有着深刻的政治与文化背景。

顾荣

西晋灭亡孙吴后，尽管出于稳定南方局势的需要，对江南士人采取了一些怀柔性的策略，优待当地的头面人物以绥抚人心。但在根本政策上，仍把江南看成是被征服的占领地区，甚至将底层吴人当作“生口”奴隶进行买卖。陆机、顾荣等江南大族虽然命运不会如此悲惨，但在政治上一直受到压制。他们响应朝廷征召赶赴洛阳加入新朝后，仕进之路并没有完全畅通，反倒在险恶的仕宦环境中备受羞辱排挤。这说明，西晋统一后，朝廷并没有认识到江南社会经济在孙吴割据时期获得的长足发展，仍然视之为蛮荒未开化之地，由此形成北人对南人独特的心理优势，在与他们视为北上“投诚输款”的南人交往时，自然颐指气使、盛气凌人。

而且经历汉末动荡、三国鼎立，南北分裂长达六七十年，社会文化心理发生了深度撕裂。在学术上，北方兴起玄学，士人的生命意识空前觉醒，更多关注超越政治道德的个体精神，积极追求理想人格的塑造。南方则恪守传统经学，立身行事以儒家礼法为准则。在陆机等南方士人看来，把精力放在清谈游宴、饮酒作乐上的北方士人，都是一帮颓废放荡之徒，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，破坏纲纪。这是陆机、顾荣等南人北上后无法融入北人圈子，并与之屡屡起冲突的重要心理文化背景。

玄学清谈

除此之外，陆机自负自傲的性格也让他屡屡碰壁，这点突出表现在他和潘岳、左思等文人的交往上。

有个成语叫“陆海潘江”，比喻人学识渊博、才华横溢。其中的“陆”就是陆机，“潘”则是潘岳，时人称赞二子才华是“陆才如海，潘才如江”。可能是文人相轻的缘故，他们关系并不太友好。

有次二人参加文人聚会，陆机先到，看见潘岳后至，立马转身离去。潘岳见此情景，吐出一句“清风至，尘飞扬”，我潘岳这股清风扑面而来，吹得陆机这片灰尘纷纷扬扬，无地自容。陆机闻此，当即回怼，“众鸟集，凤凰翔”，我陆机是凤凰，羞与潘岳等凡鸟为伍。二人相较，潘岳虽话中带刺，但还相对文雅，且只对准陆机一人。陆机却是迎头痛击，不留余地，更把在场文人骂了一圈，全给得罪了。

左思亦是当时文坛圣手，他虽出身寒微，貌丑口讷，不善交游，但辞藻极其壮丽，专靠才华吃饭。左思创作传世名篇《三都赋》时，陆机曾写信给弟弟陆云提及此事，“此间有伧父，欲作《三都赋》，须其成，当以覆酒瓮耳”，字里行间不但用南人骂北人的“伧父”称呼左思，还表示等左思写好《三都赋》后，要用来盖酒坛子，好比今人用他人书籍当厕纸。不料左思《三都赋》面世后，洛阳百姓竞相抢购争相传看，导致纸价高涨、一纸难求，由此留下一个成语叫“洛阳纸贵”。本想自己写《三都赋》的陆机不得不罢笔，史称“陆机辍笔”。

通过这两件事，陆机狷介清狂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个性既如此，更兼时运不济，陆机在洛阳的仕途必然走得险象环生，命途多舛。陆机到洛阳时，刚开国不久的西晋还没来得及向天下展示新朝气象，就已经暮气沉沉、气息奄奄，宗室大臣争权夺位、勾心斗角，朝堂之上乌烟瘴气。陆机只有随波逐流，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辗转依附，寻求立身之地。

陆机先是投奔到执掌朝政的皇太后之父太傅杨骏门下，出任祭酒。可位置还没坐热，皇后贾南风就发动政变，诛杀杨骏，西晋皇族的一系列矛盾斗争终于以“八王之乱”的形式总爆发。

杨骏被杀后，陆机赶紧改头换面，转投“权势愈盛，宾客盈门”的贾皇后外甥贾谧，名列贾谧“金谷二十四友”之一。后随吴王司马晏出镇淮南，担任吴国郎中令，转任尚书中兵郎、殿中郎、著作郎等职。

元康九年（299），贾皇后杀掉非己所生的太子，太傅赵王司马伦随之铲除贾皇后、贾谧等，夺取朝廷大权。陆机因提前改换门庭，参与谋划对付贾谧有功，晋升相国参军，赐爵关内侯。

司马伦辅政后贪心不足，竟要篡位称帝，遂让陆机改任中书郎，筹备重要文件材料。司马伦在皇位上坐了不到四个月，成都王司马颖、齐王司马冏、河间王司马颙三王就联合起兵讨伐。司马伦兵败退位被赐死后，司马冏怀疑陆机参与起草了禅位诏书，是司马伦逆臣集团的核心成员，遂将其打入廷尉大牢，准备治罪处死。幸亏司马颖、司马晏多方营救，陆机才躲过一死，流放边疆，不久就因天下大赦，免除一切处罚。

随着“八王之乱”愈演愈烈，顾荣等北上士人纷纷重返江南避祸，他们亦劝陆机一起过江。可陆机“负其才望，而志匡世难”，认为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，自信身负大才，有责任更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，就坚持留下。尽管他在司马伦事件中险遭杀身之祸，但也由此认定“推功不居，劳谦下士”且对其有救命之恩的司马颖是能兴复晋室、平定祸乱的天选之人，“遂委身焉”，出任司马颖大将军府参谋军事，并受其举荐为平原（今天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一带）内史，后世由此称其为“陆平原”。

忧谗畏讥 含冤被杀

就当时情形而言，陆机做出加入司马颖阵营的站队抉择，确实是一次相对正确的政治投机。当时司马颖风头正劲，声誉如日中天，大有收拾残局、重整河山之势。司马颖有意整合各方势力勠力同心，共襄大业。江南士人政治背景较为干净，和北方大族在婚姻和仕途上都没有太多的瓜葛牵连，使用起来相对较为顺手，是司马颖的重要招揽对象。经由陆机推荐，司马颖连续将陆机弟弟陆云、陆耽，南人孙惠、孙拯等招入幕府。这样，在司马颖身边，形成了一个以陆机为首的江南集团，这是陆机北上之后在仕途上的重大突破。

司马颖虽封成都王，却长期镇守邺城（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一带），其政治基本盘是河北集团。当年和陆机同为“金谷二十四友”的王粹、牵秀，宦官孟玖，和陆机有过节的名士卢志都属于这一集团。这些人都在司马颖帐下官居要职，卢志为左长史，王粹任北中郎将，牵秀拜冠军将军，孟玖更是司马颖贴身心腹。河北集团以卢志为智囊，孟玖为核心，曾辅佐司马颖南征北战，坐稳河北地盘。但保守性较强，只想割据河北一隅，不愿意参与全国纷争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志在夺取全国政权的司马颖，将实现梦想的希望寄托在了陆机的江南集团身上。

太安二年（303），司马颖起兵讨伐总揽朝政、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长沙王司马乂，任命陆机为前将军、前锋都督，统帅王粹、牵秀等人所部二十万进攻洛阳。司马颖的这一任命表明了对陆机的信任重用，但也把他架在了火炉上。毕竟司马颖阵营以河北集团为主体，如今却让江南集团的代表陆机统帅诸军，自然引人侧目，北人定然多有不满。

陆机对自己所处的危局心知肚明，自感不能服众，就有意辞让都督，司马颖不许。孙惠劝陆机不妨把都督让与王粹，陆机怕司马颖猜疑自己首鼠两端，不肯卖力，遂决意赴洛阳一战。

临行前，司马颖许诺陆机：若拿下洛阳，就任用他辅理朝政并进爵为郡公。陆机拿齐桓公信用管仲终成大业，燕惠王疑心乐毅功败垂成的例子，暗示司马颖不要听信小人之言，保持对自己的绝对信任。可卢志拿这句话做起了文章，他“心害机宠”，嫉妒陆机受宠，更不愿看到陆机拿下洛阳后，江南集团与河北集团平分秋色甚至主导朝局，就向司马颖进谗言，说陆机自诩管仲、乐毅等辅国能臣，将司马颖比作燕惠王之类的昏君庸主。司马颖“默然”不语，虽未罢免陆机都督之职，但已有不快之意。

陆机听闻此事，知道已被小人离间，内心忧愤怨懑。进军路上，他听闻军中号角连营，对司马孙掾说，“我今闻此，不如华亭鹤鸣也”。此时陆机已萌生退意，可惜已经无法回头，亦无路可退。

大战在即，孟玖的弟弟孟超公然跳出来，挑战陆机的领导指挥权。孟超“领万人为小督”，放纵手下大肆抢掠骚扰战区百姓，陆机抓住为首的几个士兵，准备军法处置。谁料孟超竟然带数百骑兵舞枪弄棒硬闯都督营帐，不但着陆机的面把人犯抢走，还公然谩骂陆机，“貉奴，能作督不”，你这个南蛮子有什么资格当都督，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威信扫地，下不来台。“貉奴”是北人对南人的蔑称，和当初陆机称左思为“伧父”有的一比。

司马孙拯劝陆机剁掉孟超的脑袋，斩将祭旗立威，陆机“不能用”。孟超却在军中四处散布谣言，诬陷陆机要谋反，还写信给孟玖，“言机持两端，故军不速决”。

洛阳一战，孟超为争功轻敌冒进而死，导致全军大败而归。但陆机很快稳住阵脚，逆转战局，包围宫城，胜利曙光在望。谁料孟玖把弟弟的死算在陆机头上，就联合牵秀等其他将领诬陷陆机“有二心于长沙”。

司马颖大怒，下令牵秀带队收捕陆机。关键时刻，参军事王彰点名事情真相，“但机吴人，殿下用之太过，北土旧将皆疾之耳”，认为这是一场北人尤其是以卢志、孟玖为代表的河北集团对南人的政治清洗。司马颖应该明白其中曲折隐情，但仍执意“不从”。司马颖明白，这是北人在逼他做政治表态，是要北人还是要南人。毕竟司马颖的基本盘是北人和河北集团，在政治利害面前，他只有舍弃陆机与江南集团。

陆机得知牵秀到来，明白了一切，脱下戎装，换上白色丧服。临刑之前，陆机再次想起华亭天空中的声声鹤唳，长叹一声，“华亭鹤唳，可复闻乎”。遂从容就死，时年四十三岁。当天大雾弥天，大风拔木，大雪数尺，天下人尽说是陆机之冤，感天动地。弟弟陆云、陆耽，儿子陆蔚、陆夏也先后受株连而死，陆机复兴祖业的丰满理想，就这么逆转成全族覆灭的骨干现实。

据东晋葛洪《抱朴子》记载，陆机临终之时还曾有言：“穷通，时也；遭遇，命也。古人贵立言，以为不朽。吾所作子书未成，以此为恨耳”。陆机怀抱文章大才，兼有华亭山水，鹤唳声声，足以归隐临泉，立言不朽，从容一生。可惜华亭空谷人不归，鹤唳清声难再闻。人生无法重来的陆机，只有带着立言作书的念想，华亭鹤唳的怀想，魂飞他乡，命丧北土，悔不当初，抱恨当下。

悔不当初的不止陆机，还有司马皇族和北方士族。陆机所处的时代，江南社会已经发生深刻变化，日益成为华夏文明新的增长极。而西晋又面临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带来的国防威胁，迫切需要团结同文同种的江南士人，共同抵御外敌巩固统一。但严峻的形势并没有成功倒逼西晋朝廷的政策转型，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，北方官宦仍然弃南人如敝履，拒绝向他们开放政权，吸纳他们共商国是共克时艰。陆机之死，意味着司马颖调和南北士人矛盾，和衷共济共同对抗乱华“五胡”努力的失败。西晋高门大族统治集团既然不能接纳江南士人的诚心相助，只能被迫独自承受胡族铁骑的蹂躏，吞下中原沦丧的苦果。

幸运的是，尽管陆机、顾荣等江南士人的北上求仕之路没有走通，陆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但历史并非一无所获，这是秦汉以来，江南士人第一次集体登上中央朝廷的政治舞台。黄河流域的北方士人第一次面对生活环境、学术旨趣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南方精英，长江两岸的南方士人群体也第一次设身处地的对北方的人文风物、典章制度产生了强烈震撼。

南北方人士在相互碰撞中激起层层涟漪，反思自身所短，吸收对方之长。面对“五胡”内进，西晋即将土崩瓦解的严峻现实，双方终于携起手来，以顾荣为代表的由北南归士人断然放弃再次割据偏安江南的念头，接纳大批北方衣冠士族南渡，扶助司马睿、王导顺利立足江东，建立东晋，进而凭借长江天险，保存华夏文明火种于江南。虽数次面临胡骑饮马长江的生死存亡，国运不绝如缕，但终能化险为夷薪火相传，最终和留守北方的汉人一起再造新生的隋唐大一统盛世。

大唐贞观年间，朝廷开修《晋书》，太宗皇帝李世民亲自为陆机写下赞语史论，极力赞誉其“百代文宗，一人而已”的冠世文才，高度肯定他“廊庙蕴才，瑚琏标器”的政治才能。这一御制盖棺定论，陆机倘若泉下有知，当能含笑华亭山水，欣闻鹤唳长鸣。

作者：吴鹏